在中国哲学中，儒家哲学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此岸。

因此，巨子即墨者集团的伟大领袖。君臣、朋友，其择者也（简87）[33]。

郭沫若甚至认为，正是因为后期墨家到秦国去帮忙，秦制最后臭掉，墨家也就随之完蛋[23]。哈耶克的这一划分标准，很大程度上无视现代思想史中的重大问题——所谓古今之争。[32] [英]约翰·洛克：《政府论》下篇，叶启芳、瞿菊农 译，北京商务印书馆，2009年，第97—98页。可见，如果帮助秦国人逃出国境，就会被判为奴隶，见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8年，第130页。[47]善的动机往往结出恶的果实，这是政治上的稚童们往往难以理解的。

可是，秦王已经烦闷了，墨者却还有足够而坚定的希望等候三年。这并非意味着，我们不爱陌生的路人，而是这种爱，首先要符合人类伦理与生存境遇的自发事实。伴奏有乐器，演唱伴以舞蹈。

然而，若欲望没有节制，则必将被物所支配，人化物，也即人异化为物，此物化之人必疯狂追求物欲。而这正是礼崩乐坏之观念表现。中国已富，富裕的中国人缺少礼乐，而缺礼少乐，就难以享有优美、得体而令人宁静之生活，也难以得到他人之尊重。初步完成礼乐重建，社会秩序才能够稳定下来，中国文明才可言复兴，中国人也才能赢得世人尊敬。

另一个方向则是复古，恢复中国之古典礼乐。若服章者，精英以西装为礼服，在校少年儿童皆穿肥大邋遢之劣质运动服。

故而，文让人、让家、国光明，此即文明。18世纪始，此一礼乐体系又面临经济上的冲击：工业化，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地理格局之变动即城市化，导致社会之平民化，形成市民阶级。18世纪英国学界关于good manners、civility的议论，体现的正是礼乐重建之焦虑与想象。以古礼可行于今之文，对此予以修葺、补充。

制作国乐，参照古代礼服，设计各类官员在正式场合之礼服。于是，教化浃洽，民用和睦。孔子美之曰：郁郁乎文哉。而今日礼乐重建之情境，与孔子、董子时代，与程朱时代，基本接近：社会之平民化，表现为中产阶级之兴起和扩大。

比如，制作婚、丧、嫁、娶之礼。伴随着中国之世界地位的变化，过去十年间，上述两种进路之间出现了微妙的逆转。

新兴市民阶级试图构建优美而得体之生活形式。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四记载，朱子明确指出：古礼繁缛，后人于礼日益疏略。

比如，过去十年来兴起的汉服运动。凡此种种因素，导致另一次礼崩乐坏。所不同者，本轮礼乐重建，在城市化框架内展开，城市为礼乐重建之重点。不过，从15世纪始，此一礼乐体系开始面临冲击而陷入危机。这些礼乐就是古人所说文。若此种行为模式普遍化，则人与人之间将进入丛林状态，人人处于恐惧、焦虑、不安中，既无幸福，更无秩序，也就无文明可言。

礼乐崩坏、重建之往复 周公建立经典封建制，制礼作乐，华夏礼乐文明达至巅峰。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，令有节文、制数、等威足矣。

这个群体在皇权支持下与士族斗争，导致社会丧失领导者。在20世纪中期，知识分子与权力密切配合，积极投入针对传统礼乐的战争。

共同体欲进入和维持文明状态，就必须以规则节制各人之物欲，协调人际关系。不过，宋儒当然十分清楚，仅此对君子而言不够，更无法在庶民中达成善治。

乐主同，主亲，诉诸人之情感，拉近人际距离。在美国，20世纪形成的中产阶级同样经历过一轮礼乐重建。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以现代术语言，前者为规范特定关系中各方权利--义务之法律规则体系，甚至包括宪法。

最原始的乐是无辞之声，进而产生有辞之歌，辞即是诗，《诗经》三百篇皆可以歌。健全的宋儒必同时重视两者，比如，理学创始人二程曾致力于制礼，关学代表张载，如《宋元学案·横渠学案上》所言： 其学以《易》为宗，以《中庸》为的，以《礼》为体，以孔、孟为极。

使圣贤有作，必不一切从古之礼。随之兴起罗马文明，也即罗马礼乐，经过几百年繁盛，蛮族将其扫荡殆尽。

其次，重建国民生活方方面面之礼仪。设计国民礼服，制作人生成长各个阶段之礼等等。

其次用于朝觐、射礼等场合，以正节奏。正是礼乐塑造了周代之君子自重、高贵之品德，与优雅、得体之风度。可以说，礼乐重建，其实就是公、私生活方式之修葺、美化，就是文明之光大。然则，此所谓大体存在于古礼之中，因此，欲重建礼乐就不能不精研古礼，从中体认人伦纲常。

钟鼓、干戚，所以和安乐也。礼界定各人之名分，《论语》则记载了鲁侯僭越纣王、强势卿大夫僭越公侯之礼的诸多事情。

华夏共同体之形成即始于普适的华夏礼乐之形成，尧、舜与同时代圣贤之伟大就在于制作了普适于天下之礼乐。当时，穿西服是开放的文化和政治象征。

礼乐之文上揆之天之文，也即天道。从前之家庙仅限于上层社会，如今之祠堂则普及于平民。